张耀杰:“黄金时代”的误读与回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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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0-24 17:22:00

中国青年网

   

  电影《黄金时代》剧照

  正在全国各大院线公映的国产电影《黄金时代》,引起各路人马和多家报刊的争相议论。其中既有制片方煞费苦心的商业炒作,更有相关人等一知半解的误读与煽情;但是,真正具有潜移默化的决定性影响力的,是近年来对于以人为本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怀旧回归。

  然而,在我所阅读的所有相关文字中,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萧红所谓“黄金时代”的真实内涵。其中表现得最为奇怪的,是上海女作家毛尖的专栏文章:《所谓的“黄金时代”,是萧军的,不是萧红的》。这篇文章撇开“黄金时代”具体所指而得出的结论——“要说真有一个所谓的‘黄金时代’,那也只能是萧军的,不会是萧红的”——与萧红对于“黄金时代”的理解恰恰相反。相比之下,许鞍华在电影中借萧红之口所说的——“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,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,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”——反而是对于萧红所谓“黄金时代”的一部分的怀旧回归。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,正是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“黄金时代”的怀旧回归。

  电影片名《黄金时代》的出处,是萧红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,其中写道:“希望固然有,目的也固然有,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。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……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,我愿意关了灯,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,就在这沉默中,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:‘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?此刻。’”

  接着这段话,萧红专门解释说:“上面又写了一些怕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,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。”

  萧红之所以怕引起萧军“误解”,是因为这段话所涉及的是两个人之间最具根本性的价值分歧。

  1932年8月底,萧军把疼痛难忍的萧红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三等产房待产。半年后,萧红在纪实小说《弃儿》中记录了这段生死磨难。小说中的“芹”即萧红自己。“芹”新认识的爱人“蓓力”,指的是萧军。孩子生下第六天,经萧红同意被别人领养。作为一名成年母亲,萧红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遗弃罪。但是,此时的她已经从左翼文学青年萧军那里,学到了一套推卸转嫁个人责任的特殊逻辑。

  1936年7月,在鲁迅、胡风等人帮助下已经在上海打开局面的萧军、萧红二人,陷入新一轮情感危机。萧红为此东渡日本,萧军则躲到青岛创作了短篇小说《为了爱的缘故》。其中的故事情节,恰好与萧红此前的《弃儿》有所衔接。男主人公“我”受过军事训练,流浪哈尔滨期间偶然拯救了有才华的落难女子“芹”。昔日的战友劝告“我”前往磐石打游击。“我”“为了爱的缘故”留了下来,“像春天的燕子似的:一嘴泥,一嘴草……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”。

  小说发表后,萧军将杂志邮到日本。萧红在回信中写道:“我想我们吵嘴之类,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——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,还是为多数人打算。”

  在这封信的结尾,萧红幽怨而坚定地表示:“从此我可能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。你有你的自由了。”

  鲁迅在1923年的经典演讲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表示说:“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。譬如现在似的冬天,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,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,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。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,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,然而倘叫我挑选,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,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。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,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,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,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,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。”

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连“救活一人”甚至于连自食其力、养家糊口的个人责任都不能够或不愿意担当,却偏偏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自己家里高调标榜公共领域的“参政权”,甚至于“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”,其实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、自我逃避的精神胜利法。

  应该说,总是在家里与萧红纠缠“为一个人的打算,还是为多数人打算”的萧军,正是鲁迅所展现的阿Q式的男权骗子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,所谓大多数的利益,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每一位个人以人为本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。像萧红这样在人生顿悟中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,并不是软弱的标志,反而是她人性觉醒和理性回归的重要表现。借用胡适的话说,萧红所向往的“自由和舒适,平静和安闲,经济一点也不压迫”的“黄金时代”,其实是一种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的文明境界:“社会是个人组成的,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。……这便是易卜生所说‘救出自己’的意思。这种‘为我主义’,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。”

  “黄金时代”的求学与求爱

  辛亥革命及南北共和所缔造的中华民国,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多元开放、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;同时更是中国女性教育史上前无古人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  在这样一种多元开放、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之中,将近40年的民国时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既要求学又要求爱的知识女性,从而成就了一系列民国红粉的传奇佳话。求学与求爱,也因此成为少男少女追求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恒定母题。在求学加求爱的人生历程中,一次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境的萧红,无疑是最令人揪心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。

  在萧红之前,与她求学加求爱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的,是民国史上成名最早的女性白话文学作者庐隐。庐隐于1919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本科班,从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届国立大学的女大学生。可惜的是,接连两次失败的婚恋,直接导致她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。

  同样是求学与求爱,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表现得更加实际也更加理性。从小被裹了小脚的冯沅君,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。1924年2月,她在上海《创造》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《隔绝》。《隔绝》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《旅行》《慈母》《隔绝之后》,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,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。

  张爱玲自称:“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,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,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。”但是,经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,能够留传后世的恰恰是张爱玲、萧红、冯沅君、林徽因、杨绛、鲁迅、曹禺、沈从文、巴金、老舍、钱钟书等人,表现其求学与求爱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文学作品。像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茅盾的《子夜》之类苍白空洞并且堆积如山的说教文学,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  随着现代工商契约社会及其市民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完善,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多元信息的开放普及,传统教科书给予莘莘学子的空洞苍白的单一说教,已经失去其支配作用。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更加符合人类共性也更加体现时代精神的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的价值观念,逐渐回归。

编辑:王姣 来源:人民网-中国经营报